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隐退后经商，三致千金而三散之，其把握时机的智慧被司马迁誉为“与时逐而不责于人”。这位被后世尊为商圣的人物，在钱塘江畔观察潮汐涨落时曾言：“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”，其深谙物极必反之道。当吴越争霸尘埃落定，他洞悉勾践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，毅然泛舟五湖。这种对历史转折点的精准预判，正是古人所谓“见几而作”的绝佳诠释。
《周易·系辞》有云：“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”。三国时期诸葛亮躬耕南阳时，已通过《隆中对》勾勒出三分天下的蓝图。建安十二年，刘备三顾茅庐的雪夜，诸葛亮敏锐感知汉室倾颓的危局与枭雄求贤的迫切，将二十余年对星象舆图的观察化作济世良策。赤壁战后他力劝刘备取益州，又于汉中之战前夕建言“出军必克”，皆是对“敌之可胜”战机的捕捉。这些决策背后，是对天下大势如观掌纹的洞察力。
唐代李靖夜袭阴山的战例更显“贼机”之妙。贞观四年突厥内乱，草原大雪深数尺，马匹冻毙无数。当满朝文武认定寒冬不宜远征时，李靖却看到“天灾兵困”实乃千载良机。他率三千铁骑踏破冰原，趁颉利可汗以为唐军受困风雪而疏于防备时，如神兵天降直捣牙帐。此役印证《孙子兵法》“乘人之不及”的精髓——在敌人认知盲区发起致命一击，恰似庖丁解牛时刀刃游走于骨隙之间。
所谓“贼机”，非指阴谋诡计，而是对微妙征兆的捕获能力。北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：老农观云识天气，药商辨土知物产，皆含此理。王阳明龙场悟道前，曾于钱塘江畔观察潮信。他领悟到“知至至之，知终终之”的玄机，在宁王朱宸濠叛乱时佯装散播檄文牵制敌心，待其主力离巢便直捣南昌。这种“攻其所必救”的策略，如同弈棋时放弃边角而取天元，本质是对事物发展拐点的预判。
然时机捕捉亦需定力。西晋张翰见秋风起而思莼鲈，弃官归吴看似任性，实则嗅到八王之乱的血腥前奏。同时期的嵇康在《养生论》中提出“守之以一”，强调等待时机的沉潜功夫。明末徐光启翻译《几何原本》时，恰值西方历法误差导致日食测算失准，他借此契机推动《崇祯历书》编撰，将哥白尼学说引入钦天监。这种在知识断层处的精准填补，如同在江河改道处修筑堤坝。
古人常以“风起于青萍之末”喻示征兆之微。战国吕不韦在邯郸街市初见秦质子异人，便从商贾视角窥见“奇货可居”的政治潜力。其运作异人归秦的过程，恰似将散落珠玉串联为璎珞。康熙年间施琅平台湾，选择在六月南风盛发时渡海，利用季风转向使水师如添双翼。这些在时空经纬中穿针引线的智慧，至今仍在商海沉浮、科技迭代中闪烁着幽微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