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阳光透过纱窗，洒在书房角落的盆栽上，叶片边缘晕开一片柔和的光晕。人们总说“眼见为实”，似乎视觉是最可靠的信使，能将世界的真相直接呈送眼前。视网膜捕捉光线，神经传递信号，大脑整合信息，一个鲜活的世界便被建构起来。这份来自感官的直接馈赠，长久以来被视为认知的基石。然而，当一片叶子在光影交错中呈现出形态的微变，当我们凝视一幅经典的视错觉图像——两行平行线在背景的干扰下仿佛变得弯曲——那份笃定便开始动摇。视觉呈现的，并非外部世界的客观映射，而是大脑依据有限信息，结合经验库、预设模型，不断进行预测、筛选、加工后交付的“解释性成果”。
大脑并非被动的信息接收器，更像一位充满创造力的导演兼剪辑师。进入眼睛的光线信息零碎、模糊，甚至充满了“噪声”。大脑需要极其快速地处理这些海量数据，它没有时间等待所有信息完整呈现再做出判断。于是，它采取了一种高效的策略：基于过去的经验，对未来可能看到的景象进行预测。这种“预测加工模型”是当前认知神经科学解释知觉的核心理论之一。大脑不断地生成关于世界的预测，然后将接收到的感官信号与这些预测进行比较。如果信号符合预期，便被快速确认为“现实”；如果出现偏差，则产生预测误差信号，驱动大脑要么修正已有的预测模型，要么调动注意力资源去收集更多信息来弥合差距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“流畅的视觉”，很大程度上是预测与现实高度匹配的结果。而当外界输入严重偏离预测或过于模糊时，那份不确定感便油然而生，如同仰望星空时对浩瀚宇宙的陌生与敬畏。古代禅师观瀑布飞流而悟动静相生，或许正是捕捉到了感官信息与内在认知框架的微妙张力。
文化、环境、乃至瞬间的情绪，都在悄然塑造着我们“看见”的世界。成语“疑邻盗斧”精妙地揭示了这种内在状态影响外在感知的现象。当邻居被怀疑偷斧时，他走路的样子、说话的神情，甚至无辜的眼神，都被解读为偷窃后的心虚证据。待斧头失而复得，邻居的一切行为又恢复了正常。斧头并未改变邻居的行为，改变的只是观察者内心的预设与期待。刻板印象正是这种内在框架的体现，它如同一个预先设定的模板，筛选并解释着进入我们视野的信息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，对同一幅场景的解读可能大相径庭。西方油画强调透视与光影的写实，东方水墨则追求留白与意境的表达。这两种艺术形式背后，是不同的视觉训练传统和哲学理念的沉淀，它们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观者的“视觉习惯”和审美焦点。身处江南水乡的人，视线自然被粉墙黛瓦、小桥流水所吸引；而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的雄浑，则镌刻在边塞诗人的视网膜深处。环境雕刻了视觉经验，经验又反过来框定了所见之物。
经典的视错觉实验，如“艾姆斯房间”或“鲁宾花瓶”，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直观，揭示了视觉系统的可塑性及其潜在陷阱。在艾姆斯房间里，两个身高相同的人分别站在房间两端时，由于房间被设计成前壁短、后壁长、地面倾斜的非正常结构，使得站在远端的人显得异常矮小，近端的人则显得巨大。大脑依赖过往在规则矩形房间的经验，将看到的扭曲图像强行解释为“人实际身高不同”。鲁宾花瓶则在同一幅画面中切换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：花瓶与两张相对的人脸。大脑无法同时维持两种知觉，只能在这两种解释之间来回切换。这些视觉魔术反复证明，我们所“看见”的，是大脑依据最可能的解释模型所构建出的最符合当下情境的“故事”，而非绝对客观的物理现实。如同《列子·汤问》中两小儿辩日的故事，晨昏时刻与正午时分看到的太阳大小差异，正是视觉系统在复杂大气环境和光线条件下作出的不同解释。
承认视觉的局限性与建构性，并非导向不可知论，而是开启更广阔认知的大门。它要求我们超越单一的感官依赖，认识到感知世界的多维性与复杂性。中国哲学中的“格物致知”与西方科学精神中的观察与实验，都包含了超越直接感官印象的努力。王阳明于龙场悟道，观岩中花树，一句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”，点破了主体与客体、知觉与存在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——花之“明白”，离不开观者的参与。在信息爆炸的当下，海量影像奔涌而至，滤镜修饰的图像、精心剪辑的视频、算法推送的视觉信息流……眼见愈加“未必为实”。理解视觉机制的内在奥秘，培养一种审慎的“视觉素养”，学会质疑所见之物的生成逻辑与背景框架，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。这不仅是科学精神的体现，亦是古人所倡导的“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”的智慧在现代认知领域的回响——不主观臆测，不绝对武断，不固执己见，不唯我独尊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视觉表象中，逐渐触摸到更接近真实的轮廓。